陈毅之子陈小鲁简历，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他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小鲁为什么道歉？昨天，《钱江晚报》用了几乎两个整版刊登记者对陈毅之子陈小鲁专访《我为什么要为文革公开道歉》。陈小鲁对记者说的一句话耐人寻味：道歉之后出现这么大社会反响，我也是有思考，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反思的要求。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
　　你们敢来我就说难道采访陈小鲁要冒什么风险吗？还是文革这个话题有风险？1981年6月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一个人为自己在这个全局性错误中的个人错误道歉，应该受到鼓励，做个采访怎么会有敢不敢的问题？
　　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这是否意味着陈小鲁也感受到某种压力？陈小鲁的道歉，表现了他的政治良知，目的是反思历史，推动社会进步，为什么会有压力？压力来自哪里？
　　《钱江晚报》的专访说：从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将，成长为反思文革，为文革公开道歉的‘红二代’第一人。其实，在文革结束的那么多年里，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为自己的文革中的错误道歉、忏悔的，陈小鲁并非第一人，但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陈小鲁作为一名红二代，他的道歉，必然会有名人效应陈小鲁道歉了，其他名人呢？难道在文革做了错事的，整过人的，只有陈小鲁一人吗？陈小鲁的过错在于，别人都不道歉，而你道歉了，你不是让别人难堪吗？文革结束后，一直担任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也为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行为道歉，虽然得到受害人的谅解，但也为此受到批评和指责，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其原因，也是周扬的道歉，让不愿道歉的人不快了。
　　还有人提出，不仅要鼓励，还应当呼吁所有当年做过错事的红卫兵和文革运动参与者都出来道歉，使之形成一种声势，共促全民族对文革再来一次彻底的大反思。这一主张遭到了反对，理由是不要搞人人过关。但是，呼吁道歉，根本不是人人过关，这两种行为的性质根本不同。人人过关只有在权力的主持下才能搞起来，干脆说，人人过关是权力行为，一个呼吁，只能表明观点，仅仅是语言行为，对人没有强制力；如果这种呼吁让一些人感到了压力，那是一种道义压力。这表明，这个人还有道义感，因为没有道义感的人是不会感到道义压力的；但他又拒绝这种道义的压力，想排斥这种压力，一个较好的办法，就是把呼吁道歉妖魔化，说成是人人过关，至少能减轻这种压力。说实话，这些排斥道义压力的人，真遇上了人人过关，未必还敢这样振振有词。